因而，在我们看来，长沙市通过公布官员手机电话号码的方式，来促进官员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当人民公仆”，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有意义的措施。这是因为，在信息时代，手机和电话这样一种联系方式，可以使普通老百姓，也就是一个个现实中的“我”，只需极低的成本，就可以实现与官员的无障碍沟通。通过这样的沟通，老百姓的诉求有了上传的渠道，官员可以从中接触到一个个“我”的喜怒哀乐，了解到最为真实的民情。我们所倡扬的“为人民服务”，才能落实到一个个“我”的身上。

 

　　至于报道中说公布号码之后有些官员表现出种种“不适应”，或虚与委蛇、或在群众打来电话时“躲猫猫”，应是意料之中。这不正好证明，我们一些官员确实脱离群众太久，以至于已不习惯直接和群众对话。对于这些官员来说，也许需要一个适应期，但前提是尽快端正心态，从思想上认识到“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否则，即使是被公布了号码，他们也会找到对策，来敷衍电话中的“我”。当然，这就是下一步问责制度要解决的问题了。  （陆汝安）

 

(来源:红网)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