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面临的焦虑具有全面性和累积性。作为一个青年群体，会因为买房、社交、结婚甚至交通拥堵而有生活焦虑；作为一个知识群体，会因为职业选择迷茫、职业梦想难以实现而有工作焦虑；作为一个边缘性群体，会因为社会保障缺失、诉求难以表达等而有安全焦虑；作为一个追梦群体，会因为精神需求难以满足、前途方向不明而会有发展焦虑。正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焦虑是全面的，摆脱焦虑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社会焦虑也就具有了很强的累积性，甚至有可能进行代际传递。

　　三是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焦虑的制度安排和个体经验严重不足。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和成长的时间段正是中国改革最为频繁、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期，提升群体安全感的制度安排有的缺位，有的形同虚设，群体心理的疏导机制更是极少有人关注；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都是所谓的“三门”群体，即从家门到校门再直接到厂门，涉世不深，社会阅历不足，遇到挫折后就可能反应激烈。

　　文章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中产生的压抑、烦躁、不满、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在该群体中形成一种普遍性的愤怒，即群体性愤怒。群体性愤怒是处于群体性焦虑和群体性行动之间的社会态度，它让群体性焦虑这个内隐的心理状态外显化，是集体行动的准备状态。群体性愤怒的不断累积，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张力，最终会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