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很可能是官员腐败现象多发和易发的阶段，必须进行配套的制度改革，以遏制官员的腐败。正如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所说：“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己建立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在其《自由与权力》一书中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此，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对于反腐败，在某些学者中还有一个认识误区，那就是“腐败有益论”和“反腐适度论”，成为我国反腐倡廉的思想障碍。一种典型的说法，腐败并不影响我国GDP每年以接近两位数的增长，更有甚者，认为腐败有利于社会稳定。这种观点源自亨廷顿在1968年写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其观点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一定情况下的腐败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1）如果高层出现腐败，但官僚系统向上升迁的大门仍然敞开，就可能与政治稳定相容。（2）如果上层官僚是清廉的，下层官僚的腐败则会“直接加强政治体系的稳定性”，因为下层官僚通过捞取钱财获得满足，不再嫉妒上层官僚。（3）如果官员为政党的利益而腐败，例如，以加官进爵来奖赏那些为自己政党捐款的人士，那么，这种腐败则有利于政治发展。美国和英国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4）腐败“也许是克服阻碍经济扩张的那些传统法律和官府规定的一种办法”。这种观点认为，在经济初期发展阶段，在市场体制尚未健全，政府对经济事务干涉过多的情况下，一定程度的腐败，对经济成长会有正面作用，不失为一种现代化的润滑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