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来说，尽量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显然不应包括“权力优先”这一选项。这不仅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霸占，同样是当下教育资源畸形分配的推手之一。既然公务员子女教育问题已无后顾之忧，可以“近水楼台”地得到求解，接下来的恐怕必然是教育资源分配时的“肥水不流外人田”。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偏离其初衷，甚至“公办不公”，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正如从来不坐公交车的公仆，很难设身处地地去解决公共交通难题，同样道理，根本感受不到入学难与教育不公的公仆，也不可能推动教育均衡的实现，反而有着加剧教育不公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取消公务员子女的教育特权，不仅是对特权的取消，同样是扭转当下教育资源分配机制的前提。在这一点上，广州通过公办幼儿园改革方案，将70%学位向社会公开招生，公务员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都要经过程序，没有特权，其正面意义自然不言而喻。当然，教育特权的退出，究竟“逐步”到何时，剩下的30%，以及幼教之外的特权何时退出，或许都应有个时间表。   (吴江)

 

（来源：工人日报）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