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变动多会伴随着文风的变化。这也好理解，文章、讲话、文艺作品都是表达思想的，形式要服从内容，表现内容。一个人在戏台上穿戏服，在球场上就穿运动服，服装随着动作内容变。十八大召开后，各方面的工作都期待一变，文风亦有一变。

　　文风从来不是一股单独的风，它的背后是党风、政风、官风、民风、商风及社会、时代之风。一个社会，经济在下、政治在上，文化则浸润其间，溢于言表。从历史上看，一种新风，无论正邪，必先起于上而发于下，然后回旋于各行各业各阶层群众之间，最后才现于文字、讲话、艺术及各种表演。如宋玉所说：“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所以，当我们惊呼社会上出现某种文风时，它早已跨山越水，穿堂入室，成了气候。

　　文风这个词虽是中性的，但通常只要一单独提出，多半是出了问题。所以，党史上治理文风从来是和治理党风、政风连在一起的。影响最大的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清算”和反对“党八股”。

　　远的不必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三次大的文风问题。一是1958年及之后两三年的浮夸之风，“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为众所周知的口号，报上登亩产几万斤，机关炼钢铁，公社办大学，文艺作品口号化。二是“文革”的极“左”之风，当时整个社会处于个人迷信、政治癫狂的状态，报纸成了政治传单，文学作品“高、大、全”，舞台上只剩下样板戏。三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文风了。习近平同志概括为“长、空、假”，他说：“当前，在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问题仍然很突出，主要表现为长、空、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