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行爬行诺言，于个人是对饱满人格的支撑，于公共而言则是社会担当意识的体现。作为知识文化精英群体，学者教授不仅应当“独善其身”做好本职工作，更应该“兼济天下”就公共事务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论是传统士大夫的精神遗留，还是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都告诉我们学者教授不能止于“躲进小楼成一统”搞学术研究，更应该在完善公共表达，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有所担当。“学者应为社会而存在”，不仅要做社会变迁的观察者，更要做助力社会进步的践行者。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不该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归宿。作为知识文化精英群体，学者在利用智识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有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效果。对公共事务发声，理性而温和的公共表达，建设性的建言献策，做一个公民型学者，或者一个学者型公民，现代知识分子理应当仁不让。这也是知识分子作为公共存在的基本价值所在。

 

　　其实，知识分子的公共表达正有序延展。不论是学者于建嵘去偏远地区开展乡村建设实践，还是不少法律学者通过微博等新媒体对官员财产公示、地方政府违法拆迁等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发声，都是知识分子对其最基本的公民身份的切实履行。说到底，知识分子围绕公共事务的发声，实际是对公共权力保持一种超乎寻常的敏感，是对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言“对权势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宝贵原则的加持坚守。   （凌国华）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