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习惯性的解释是与韩国的知耻文化氛围有关。无论是引咎辞职还是自杀，都表达了深深的负疚感。在辞职信或自杀遗书中，都将“愧对国民”、“深感不安”，“辜负了选民、党员对自己的信任”等，作为辞职或自杀的原因。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爱惜自己的名节，比平常人更注意自己的言行与操守。其实，知耻文化氛围是一个方面，公众对官员的监督，媒体对相关事故的报道与推进，也促进了涉事责任官员的反思。

　　韩国知耻文化，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的儒家传统文化。然而，与韩国的知耻文化氛围相比，我国少数官员对厚黑学研究可谓登峰造极。本应在我国积淀更深的知耻文化，在一些地方上不仅毫无传承、发挥可言，一些人反而以厚黑为荣。对民众指名道姓的质疑、批评、揭露，少数官员要么为自己的失职、渎职找理由，要么无动于衷。极少数人还动用肮脏、不正当的手法“排除万难”，消除反对的声音，摆平所谓的问题，突出体现个人的权力优势和小聪明，更是令公众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