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已经成为权力任性的幽默注脚，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亦引用此则故事感叹“老百姓办个事儿咋就这么难”。虽然“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不过是当事人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但这件事却也反映了经济学理论中常常提及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重大命题。

 政府与市场，也是中国改革历史进程中必须牢牢抓住且一定要处理好的重大矛盾。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已有十分明确的认知和判断：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再一次十分鲜明地肯定了中国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对于新常态下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经济新常态下，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这“三高一低”为主要特点的、带有计划体制痕迹的经济增长方式之转型紧迫性，可以说已是全民共识。在旧有增长模式框架之内经济很难有新突破，且不易生长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对于如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会出现在哪个行业哪个领域，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应十分确定，那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定是生发于市场、成长于市场、壮大于市场，政府的主要工作是要培育好市场大环境，根据市场需求做好制度设计，畅通制度运行，监管制度执行。

 我们正在建设法治政府，各级政府也正在逐步采取清单式管理模式——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当下最为突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法无授权而乱为。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而激发中国经济新活力，必须下大力气依法限制政府的权力。唯其如此，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新突破。这里的限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简政放权；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