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既缺乏合法性，又缺乏科学性。我们靠枪杆子打下了天下，这是我们掌权合法性的初始来源。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打天下者坐天下，这似乎很合逻辑、天经地义。但是不能忘了，和封建王朝不同，我们的合法性既不是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而来，也不是靠梦白蛇“斩蛇起义”而来，更不是“金刚转世”变成共产党人，从此共产党人自然获得了统治的资格。恰恰相反，我们是靠高举民主大旗，在否定所有这些神秘主义说教的基础上获得掌权合法性的。没有“老百姓翻身做主人”这面旗帜，老百姓当初不可能跟你走。因此，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依据老百姓深信不疑的“跟共产党走翻了身，说明让共产党做我们的领路人是正确的”这个逻辑，作为人民的代言人、领导者，把党定义为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表，用计划经济要求“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法，归根结底要回到“人民如何当家做主”上来。万事都由全体民众当家作主自然做不到，但由他们选择他们认为放心的人去做，这已经是最低限了。遗憾的是，前面的事实却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有资格选人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掌权者。掌权者不但自己选自己（所谓“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而且现在索性就在自己的儿子、孙子、亲戚、朋友中选。不是说官员的孩子不能为官。如刚才所举，即使在西方国家，为官也往往少不了家族背景。关键是，我们有些选择方式有问题，我们有些用人制度有缺陷。我们高举的民主大旗，本来是我们执政合法性的强大来源，但在实践中有时体现不出来。结果是，每错误地做一次，人们就用大旗上那两个灼人的字眼质问我们一次；每错误地做一次，我们就会因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而备感尴尬，执政合法性也就会随之下降一点。执政合法性是极其稀缺的资源，是经不住这样大手大脚地付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