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博览群书》
　　一些学者对清廷“预备立宪”被革命党“打断”颇为遗憾。其实，真正打断预备立宪的是士绅。他们的“国家观”发生了变化。终于，具有现代契约论国家观念的士绅迅速走向革命。他们的向背，决定了清王朝的存亡。
　　一百年前，导致清王朝覆亡的武昌起义事起仓促，仿佛只一夜之间，一个硕大无比的王朝就轰然坍塌。其实，这是因为自1840年起，清王朝对中国面临现代转型懵然无知，即对现代性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制度系统懵然无知。拙作《面对现代性挑战——清王朝的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2月版）试图对此过程略作分析。本文则对其中两个重要的观念原因：华夏中心论的破灭与两种国家观的冲突再说几句。
　　现代性载体
　　所谓现代性，是指自西欧16世纪早期文艺复兴以来的逐渐“现代化”的结果。西方的现代化，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并伴随着自然科学革命、因市场体系扩大而兴起的工业革命，以及一系列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最终促成了西方现代社会在18世纪后期逐渐成型。“现代化”更多是指“物质”层面，而现代化过程所造成的综合的社会、精神、文化状况被定义为“现代性”。所以“现代性”伴随着现代化而生，现代化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