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非宪政两种政体如何判断其高下优劣呢？严复提出，“欲观政理程度之高下，视其中分功之繁简。今泰西文明之国，其治柄概分三权：曰刑法、曰议制、曰行政。譬如一法之立，其始则国会议而著之；其行政之权，自国君以至于百执事，皆行政而责其法之必行者也”，而“泰东诸国，不独国主君上之权为无限也，乃至寻常一守宰，于其所治，实皆兼三权而领之。故官之与民，常无所论其曲直”。这是中国与西方两种治理国家方法的根本差异，这种“政理”的高下优劣不同，导致的结果是国家的强弱不同，人民的贫富不同。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的灵魂，严复认为中国法律的特点是“以贵治贱”。在这种制度下，如果是圣主明君，也可能达到天下太平的盛世，但终不能长久。因为这种体制下，“刑罚”最终无法长期非常公正，“而侥幸之人，或可与法相遁”，最终是人民道德的败坏。
　　在公权与私权的关系上，严复非常警惕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宪政的核心是为国家、政府等公权力划界，限制其活动范围，严复一再强调公权不能侵犯私权。他以思想、言论自由为例说：“为思想，为言论，皆非刑章所当治之域。思想言论，修己者之所严也，而非治人者之所当问也。问则其治沦于专制，而国民之自由无所矣。”显然，他认为思想、言论属私权领域，纵有不当，也是个人道德问题，公权力不应过问，过问就是专制，国民之自由将不复存在。
　　面对国家危亡之局，严复在为公权私权划界时不能不考虑、论述爱国救国的时代课题，而此问题的核心就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人人爱国只能来源于人人享有权利，严复格外强调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义务者，与权利相对待而有之词也。故民有可据之权利，而后应尽之义务生焉。无权利，而责民以义务者，非义务也，直奴分耳。”只有立宪之民才有主权，而可以监督国家之财政。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为西方列强、为日本所败，因为那些国家为立宪之国，人人对国有权，因此人人是爱国者。而中国现行体制下，既无民权，多数人“终身勤动，其所恤者，舍一私而外无余物也。夫率苦力以与爱国者战，断断无胜理也。故不侫窃谓居今而为中国谋自强，议院代表之制，虽不即行，而设地方自治之规，使与中央政府所命之官，和同为治，于以合亿兆之私以为公，安朝廷而奠磐石，则固不容一日缓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