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现代化最先产生于西方，现代性必然最早也产生于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的种种形式自然带有西方文明的某些特征，作为其结果的“现代性”也会带有西方文明的某些特征。历史实践过程已经并正在说明，现代化在从西方向全球其他社会的扩张过程中，必须经历适应性变化和本土化的复杂过程，因此现代性也会各有特色。但是，现代性的各种“特色”充其量是现代性各普适性元素与本土性各种元素不同程度的组合，其核心、基本内容、元素却是普适的。现代性是西方的，又是全球性的。从根本上说，现代性虽产生于“西方”，却不等于“西方”。在某种程度上说，西方与非西方都是现代性的载体，是现代性由先而后的历史展现过程——1840年，由英国挑起中英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在暴力、屈辱和反抗中开始了“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过程。
　　华夏中心论的破灭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步步被动、因应错误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昧于世界大势，举国上下仍然沉浸在千百年来的“华夏中心论”的迷思中，认为只有中国典章制度、声名文物才是“普世的”，因此只有华夏是文明的；而其他文明、文化都是“特殊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由这种“华夏中心论”为核心的中国中心论，视其他为边缘，甚至野蛮。
　　夷夏对举始于西周，有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说。约至春秋时期，“夏”和与其相对的“狄”、“夷”、“蛮”、“戎”、“胡”等（后简称“狄夷”或“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范围，被赋予文化甚至一定程度的种族意义，主要用于区别尊卑上下、文明野蛮、道德与非道德。“华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贵、文明、伦理道德；“夷”则代表偏庶、边缘、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
　　孔、孟都提出要严夷夏之防。孔子在《论语》中的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强调“夷夏之辨”。《孟子》明确说：“吾闻以夏变夷也，未闻变于夷者也。”被陈寅恪先生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经典的《白虎通义》却干脆认为：“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非中和气所生”实际指人的生理构造，即人种的天生低劣，实际否定了“以夏变夷”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