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引入权利观念，必须解决“人人有自主之权”的权利来源问题。梁启超转介了严复对“Democracy”的译介：“德谟格拉时者，国民为政之制也。德谟格拉时又名公产，又名合众。”然后，他又进一步强调现代民主宪政并非西方专有，而是具有普适性：“盖地球之运，将入太平，固非泰西之所得专，亦非震旦之所得避。吾知不及百年，将举五洲而悉惟民之从，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此亦事理之无如何者也。”他强调随着历史的发展，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不论现在多么落后，都将实行民主宪政：“民主之局乃地球万国古来所未有，不独中国也。”西方也是一百多年以来才有民主宪政，如果中国现在变法，几十年后将与西方一样强大，与西方一样“进入文明耳”。
　　现代国家理论开始在华发芽
　　戊戌维新失败，康、梁等维新人士流亡日本。在这一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启蒙思想者对公民的认识日益深刻。在《独立论》中，梁启超提出：“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公民”概念的提出，表明了对权利的认识更加深入准确。虽然古希腊、罗马已有“公民”，但现代意义的“公民”是伴随现代民主宪政的诞生而出现的，指根据宪法和法律，具有独立意志、独立人格，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公民才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体。将“公民”与“独立”联系起来，可谓抓住了“公民”的实质。梁启超在《爱国论》中论述了“爱国”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把爱国与民权紧密联系起来。他说中国虽有四万万人，但对国家均无权利，所以“国”其实只属一家之人、只是数人之国。所以国本不属于民众，民众也就无所谓爱国。“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所以，人民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政府压制民权，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亦民之罪也。西儒之言曰：侵犯人自由权利者，为万恶之最，而自弃其自由权利者，恶亦如之。盖其相害天赋之人道一也。”所谓“天赋人道”，即现代天赋人权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