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和浪费是廉洁政府的死敌。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在物资匮乏、供给困难的抗战时期，防止贪污和浪费，节省每一个铜板，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抗战，是敌后抗日民主政府供给制度的基本原则。盐城是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心脏，1941年9月，下辖盐城、建阳、阜宁、淮安等地的盐阜区行政公署成立。从现存的《盐阜行政公署关于供给训令》（以下简称《训令》）和盐阜区行政公署、盐阜军分区联合颁发的《联合通令》上可以看到，当时的盐阜区行政公署在财政供给上构筑起了严密的廉政防护网。

 

　　杜绝虚报人数造成的浪费

 

　　错报或虚报人数是造成浪费的重要原因。曾任苏中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的范醒之，在1942年谈及苏中区浪费问题时曾说，“多报一个战士，或多报一个杂务人员，每年就要浪费3000元，如果多报1000人，每年就要浪费300万元。”

 

　　为了避免虚报人数造成的贪污浪费，《训令》规定每个干部和杂务人员都编给一个号码，“不论工作如何调动，非经本署特殊批准，不许更改，否则即领不到应领之钱物。”

 

　　对于新增人员，必须先呈报行署核准，由各县顺着原来的末号编下去；对于他县或行署调来的人员仍保留其原来号码，排列在各县名册的最后；对于调出本县或死亡的人员，其号码仍须按次照列，其姓名等项必须空白不填。这样，号码制度就实现了一号对应一人，虚报人数的空子自然就堵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