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来看，职业呈现一定的家族“遗传性”，官员子女还进衙门当差，农民工孩子还是农民工，究竟是家庭对于子女职业的正常影响，还是职业的“世袭化”，的确还不能草率得出结论。

不过，职业呈现出一定的家庭“遗传性”，或许有它一定的道理。假如一个行业的从业者，能够从小便对这个职业有所了解、耳濡目染，也的确可能更容易融入，也更容易上手。然而，假如子女继承父母衣钵的优势，只是来自正常的遗传与家教，这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当下的职业家族“遗传性”，恐怕已然超出了遗传与家教这类正当因素的影响力。

的确，生于农民工家庭，当然不必奢望获得与官员子女同样的家教，但假如因为生于农民工家庭，便不得不在教育的起跑线上落伍，甚至在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每一个环节都始终遭遇排挤并落后，当清华新生中来自农村的仅占1/7，甚至中国农业大学的农村生源比例都呈现锐减时，教育这一社会公平的基石恐怕不仅没能一碗水端平，甚至自身都已呈现出厚此薄彼的趋向。而由此导致的农民工子女在最终职业竞争上的劣势，显然不能说全是遗传因素，而更多暴露出教育公平这座天平本身都在失去它应有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