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全社会深思的是，如果个人不幸抑或社会问题足以充当犯罪的理由，甚至能得到人们的同情与谅解，那任何犯罪都可以具备正当性，罪与罚也就没有意义可言。一旦一个人向无辜的人群举起屠刀，他就既不会因之前令人同情的境遇而不那么可恶，同样也不会因平日里就不够“模范”而显得更加可恶。我们都希望社会能更加公平公正，也不愿意看到个人遭遇不幸，但那是社会大环境改善的问题，却不是减轻“报复社会”个体罪责的借口。   （李杏）

 

（来源：长江日报）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