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农民进城落户的权利，办成强制性的“义务”或“责任”，是这场改革的底线之一。

　　城乡户籍对立的坚冰终于开始消融。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不再区分“农户”“非农户”，横亘千载的城乡二元对立，有望走向全新的均衡。这将打破利益的藩篱，促进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再迈一步。然而，把好事办好，各级治理者可能还得颇费一番脑筋。

　　漂泊在城乡边缘的农民工群体，应该是进城落户的最大受益者。但是，从更广范围看，不见得每一户农民都买账。有人故土难离，城里再好，不如祖上留下的一亩三分地；有人则看中土地的“价值”，希望走上家庭农场、产业化经营之路。正因此，农民是否愿意落户、特别是落户后是否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容不得地方政府的“野蛮做主”。这在《意见》中表述为，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开展试点，不得以退出“三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细细读之，《意见》这一表述的上级大标题为“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权益”二字，才是我们理解户籍改革中农村产权的中枢。何为权益？权利加上利益，有权利才能实现利益；何为权利？正如西哲所言，权利乃“可为”，就是说权利本质在于它的可放弃性。可进城落户，也可不落，可放弃“三权”，也可不放，才谓权利。相反，不可放弃的，是义务，放弃了还要受到惩戒的，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