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农民进城落户的权利，办成强制性的“义务”或“责任”，是这场改革的底线之一。这方面的类似教训太多了。曾经的强制拆迁，搞出来多少人间悲剧；就在新农村建设中，也不乏半强制的“洗脚上楼”，生活方式难习惯不说，赖以为寄的耕地若不复存在，又该何处去讨生活？“我的土地我做主”，尽管并非完整物权，但“三权”仍受宪法法律所保护，不侵犯它们才能让农民在城镇化中进退有路。

 

　　城镇化，归根到底是人的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更准确地讲，是以人的权利为本的城镇化。个中道理中央天天讲、反复讲，现在还要讲，就是要防止一些地方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为了户籍改革而改革，生拉硬拽，甚至为了完成所谓的“落户指标”，把好端端的政策在落实中变了味、发了馊，变成了侵犯农民权益、诱发群体事件的导火索。

 

　　土地，乃农民的命根子。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升级到更高端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是一个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有其客观规律，强拉不行，硬拽也不成。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个成熟的标志，正是“善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只有循序而渐进，在保护权利的同时推动改革，才能远近兼顾、求同存异，让留下来的农民安心，进了城的农民放心。　　（本报特约评论员洪乐风）

 

（来源：京华时报）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