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情绪支配。在当今新媒体时代，事故发生后，会在瞬间快速扩散传播，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公众热切议论的热点、媒体争相报道的重点。大家对发生重特大事故感到非常震惊，对事故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感到非常痛心，对事故的起因和抢险救援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格外关注，对相关机构和人员在事故中的责任分担等充满期待。特别是，在重特大事故发生后，很多人关注的是赔偿和问责问题，认为高赔偿和严问责能起到震慑作用，杀鸡骇猴，不处理、不严惩人不足以平民愤。在各方面的高度压力和期待下，事故调查很容易简单地被领导意志所左右，被新闻舆论所左右，被社会情绪所左右。在此情况下，迅速问责、尽快给全社会一个交代，变成比追问真相更重要的首选项。
　　二是结果导向。我国政治问责型的事故调查，“以成败论英雄”，重结果轻过程，甚至有时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基本的做法是，不管日常工作做得如何，只要出了人命，就要有人为此担责，而且，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越多，往往被追责的人也越多，级别也越高。事故调查的最终结论，基本上都是认定为“责任事故”，有关部门监管不力、履职不到位，有关官员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依照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这种结果导向型的粗放式的问责机制，不仅导致安全监管成为苦差事和高风险岗位，谁都不愿管、谁都不愿干，能躲就躲、能拖就拖，还导致“不出事”成为安全监管的基本逻辑，突出表现为消极和不作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出了事被处理也只能是自认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