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曰封驳制度。此制唐代就有，至宋更为典型。一般来说，国家政枢的运转是皇帝与宰执等重臣群议，定下方针政策后，由秘书部门起草诏书，再交有关部门审核，之后再付诸实行。但是国家大事甚或皇帝私事并不都是由众臣议论而定。尤其是对一些并不合适的旨意，如何加以处理？这在公文制度上的体现，即所谓封驳制。封驳，简而言之，就是退还诏书，拒不执行皇帝意旨。封驳制的实行，显示了士大夫阶层高度的责任心和斗争精神。试举一例。宋理宗时，右司谏李伯玉因言事降官，舍人院逾年不草诏颁布。至牟子才兼直舍人院，换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斗争，所起草的贬官诏书，用的却是赞扬之语，目的在于为他将来官复原职做准备。宋理宗当然不愿意，劝告他“可更之”，牟子才不同意。宰相也来劝说，牟子才凛然道：“腕可断，词不可改！丞相欲改则自改之！”皇帝、宰相竟无计可施，只得罢休。士大夫的缴诏封驳行为，制止了皇帝轻率或荒唐的旨意，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地约束了皇权。

　　三曰史官制度。史官主要记录皇帝的言行，将其编成起居注、时政纪、实录，最终载入正史，传之千秋万代。元丰年间，吕公著上书宋神宗告诫道：“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故当夙兴夜寐，以自修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在小恶不可不去。”在具体的朝政中，士大夫常以此来警告皇帝。宋神宗任用宦官李宪主持陕西边防，邓润甫即上书道：“岂可使国史所书：以中人将兵，自陛下始？”宋哲宗时，征收五谷力胜税钱，苏轼上书请求废除此法，说道：“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臣窃为圣世病之！”宋太祖时,一位官员称有急事紧急求见。宋太祖正在后苑弹雀。但所奏不过是平常之事，大怒。该官说：“臣以为尚亟于弹雀！”宋太祖更加恼火，举斧砸在他嘴上，打落两颗牙齿。其人缓缓拾起牙齿装入怀中。宋太祖骂道：“汝怀齿，欲讼我乎？”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宋太祖闻听立即表示道歉并赐金帛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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