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2004年因卖官被查处的安徽省一名县委书记，一次常委会就调整了100多名干部。
　　习近平曾在文章中写道，最难做的官是县官，县级领导必须有各方面的知识和很强的能力，否则难以胜任。
　　岗位重要，但风险也极高。在与县委书记座谈时，习近平曾提醒：“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
　　事实上，多年来县委书记已成腐败重灾区。比如，在腐败案件高发的山西省，2014年查处的干部中，至少有17人是县委书记或曾做过县委书记。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政治改革要从县政开始》一文中指出，县域腐败的根源，是县政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总体制度上的边缘化。他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干部管理从“下管两级”改成“下管一级”，县政和中央之间的关联变弱，县委书记要见到中央高层领导人变成一件困难的事情。另一方面，很长时间里，国家的重要政策很少向县政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