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惟在得人

　　唐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跟大臣们说：“我看自古以来的帝王，以仁义治国者，国运长久；专用法律治理百姓者，虽然当时也管用，但国家败亡也快……如今我打算用仁义诚信来治理国家，希望能革除近代以来浅薄虚浮的不良风气。”黄门侍郎王珪听到这里便回答说：“道德仁义确实丧失很久了，陛下您打算移风易俗，这是万代之福；‘但非贤不理，惟在得人’。”唐太宗马上表示赞成，并说自己做梦都想着求贤的事。

　　明代清官海瑞对此也有一句非常精辟的论述：“天下之事，图之固贵于有其法，而尤在于得其人。”意思是说，国家的事，要想把它做好，方针、方法合适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合适的人才。

　　王珪的“非贤不理”也好，海瑞的“尤在于得其人”也好，都是在阐述这样一个道理：要想把国家治理好，确定正确的治国方针和政策非常重要；但仅仅是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还不行，更重要的是还要找到合适的人才来贯彻落实。什么事都需要有人干，而不同的人干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这样一个明显道理，足以说明用人与实施治国方针的关系。再进一步说，制定方针政策也离不开用人。方针政策光靠君主一个人去想显然是不行的，必须发挥集体智慧；而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和科学，则决定于在制定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贤才，还是蠢才，或是歪才、奸才。可见，从确定方针政策到实施方针政策，其成效如何，始终决定于用人是否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