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司法实践中，类似的案件处理方式还有很多。比如，河南濮阳市胡电杰涉嫌杀人案，同样是因为证据不同，胡被判处过四次死缓，又被河南高院四次发回重审。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89条规定，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改判，也可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但事实上，二审法院更倾向发回重审，而不是改判，以便向下级法院“转移风险”。这就是本案中三次被发回重审，上下级法院间来回“拉抽屉”的原因所在。

 

　　此外，还有被害人家属的不断上访，明言不判李死刑，自己将有极端行为，司法官员在法律之外，又有“息访”“稳控”的考量，这才有了那份荒唐的“死刑保证书”。法律不再是本案唯一的准绳。这人为造成了案件的复杂化。

 

　　与被害人家属签“死刑保证书”，看似是“息访”，其实是饮鸩止渴、抱薪救火。法院游离于法律之外，与当事人进行勾兑，或许可以规避小集体及官员个人的风险，但却牺牲了法治，也是在自贬司法公信。需知道，法官的尊严体现在法庭上，体现在判决中，任何法庭之外的承诺，只会伤害司法公信。

 

　　当法院的患得患失高于公民的清白，法律的尊严又何以彰显呢？唯有法律被执行，法官有担当，公民才会信仰法律。　　□沈彬(法律工作者）

 

（来源：新京报）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