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次，虽然两地的处理和应对速度让人感叹，但一个担忧也会随之产生：如此处理是否是因为《焦点访谈》的报道，是否是因为公众舆论的压力，亦或者正好赶上实践群众路线的关键时期？所以，公众在看到快速处理的坚决时，也会担心一个问题：“不给群众找麻烦”的共识，如何稳固下来，成为制度自觉？

 

这就需要将共识制度化，让常识成为制度共识。具体说：一是，简化权力审批。“不给群众找麻烦”不是一句空话，很多时候找麻烦不仅是因为办事人员素质较差，还因为制度设计脱离实际过于繁琐，亦或是权力对权利的附加要求太多，如果权力不主动放权，不简化权力审批，则权利实现的过程就没有那么简单；二是，必须给那些被找麻烦的群众足够的维权渠道和话语权，让他们有地方说出自己的遭遇和要求，并且让这种遭遇和要求成为需要重视的议题；三是，必须对“何为给群众找麻烦”作出详细规定，并对给群众找麻烦者如何处理作出明确处罚，以保证任何给群众找麻烦者，都等于自找麻烦。

 

一个常识之所以变形，是因为常识在现实中受到了各种冲击，常识也需要保护。因此，对“不给群众找麻烦”这个常识，应该以制度予以保障。只有“不给群众找麻烦”成为制度共识，理论上的共识才能成为一种观念上的自觉，贯彻、落实到行为中。否则，当舆论监督存在盲点，监督不到位时，给群众找麻烦未必会等于自找麻烦。   （乾 羽）

 

（来源：西安晚报）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