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的速亡，源于严刑峻法、劳民过度而导致政权机器运转的急促和紊乱，频繁的徭役和出征，使“国家和人民陷于超负荷的泥潭”。苛暴的秦政制造它的掘墓人。反秦是从战国时期就开始累积的力量和情绪。吕思勉说：“六国夷灭，总有一班失其地位的人，心上是不服的，满怀着报仇的愤恨和复旧的希望；加以大多数人民的困于无告而易于煽动，一有机会，就要乘机而起了。”所谓“亡秦必楚”是说不尽的历史恩怨，也是秦汉史最耐人寻味的话题。民国才子张荫麟在他唯一专著《中国史纲》中这样写道：“始皇能焚去一切《诗》《书》和历史的记录，却不能焚去记忆中的六国亡国史；他能缴去六国遗民的兵器，却不能缴去六国遗民（特别是一班遗老遗少）的亡国恨；他能把一部分六国的贵族迁到辇毂之下加以严密的监视，却不能把全部的六国遗民同样处置。”当上上下下人心离散，秦崩便是历史注定的结局。
　　《秦崩》《楚亡》凝结了若干个历史性相遇。韩信经过淮阴街市的胯下之辱，也是一种相遇。带剑独行的韩信从恶少胯下穿过，创造了忍辱负重的经典一幕。萧何追韩信，也是一种相遇。寒溪夜涨，成就了一段识才用将的佳话。晚近后人在拜将坛遗址题诗：“沛公帝业今何在，不及淮阴有将坛。”这段相遇最终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终结，让人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