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衡东县县长程少平分析上级惠民政策与基层实际“打架”的现象，他说：“以种粮补贴为例，本来应发给种粮的农民，以保护种粮积极性，但是上面一方面规定直接把补贴转到农户的存折上，实际上不管种不种粮都可以得到补贴；另一方面又规定，凡是连片5亩以上撂荒的要追究行政责任。在两相挤压下，我们县乡两级只能再拿1000多万元，请人对撂荒地代耕代种。还有新农合，上面规定了参保率，又规定严格杜绝政府为个人代交，但是对特别贫困的人群或全家外出打工的怎么办呢？县里只能私下里变通。”

 

　　在民生问题上，“部门打架”更是让县一级莫衷一是。河南省一位县委书记讲了一件“荒唐”的事：针对一个大型水利工程移民用地，上级水利部门强调要特事特办，可以先占后批。但是占地后，土地监察部门认为是违规占地。官司打到省政府，最终的结论是“属于违规占地，但不追究责任”。

 

　　他感慨地说：“现在县一级被收走的部门越来越多，被一票否决的却越来越多，不少惠民的事，看得着够不着！”

 

　　如今，惠民政策资金部门化、惠民部门设置重叠化让“县官”们很头疼。比如中央的各类惠农资金不少，但是分解到国土、农业、林业等部门的十几个项目中，无法形成合力，以解决地方最突出的农业问题。再比如，同是医疗保险，新农合归卫生部门，城镇医保归社保部门；同是计划生育，各个乡镇既设立中心卫生院归口卫生局，也有计生服务站归口计生委。

 

　　“条块割裂严重制约县一级的积极性。”程少平说，“事权无法统一，财权各归各线，人事无法做主，一旦工作细节没处理好、沟通不到位，县官往往落得‘上面不认可，百姓不理解’的尴尬结果。”